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我應共生音樂節的邀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演講。在這份演講之前，我寫了一份演講稿，雖然最後講的東西跟演講稿有點落差，不過我想這份演講稿還是可以分享一下，希望能讓大家有點收穫。
以下為演講稿正文。
--
1. 自介與短講目的
大家好，我是許宸碩，目前是清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今天受到共生音樂節邀請前來短講，是我相當大的榮幸。不過我來到這裡，不是因為我的研究生身份，而是因為我本身也是一位創作者，寫過幾篇二二八相關的作品，今天我來到這裡，主要是想分享我寫這些作品的創作經驗，以及這段經驗帶來的想法。
2. 以二二八創作的契機
我第一篇與二二八有關的小說是大學時寫的，當時有些作家出版一些與台灣歷史、政治相關的小說，如甘耀明《殺鬼》、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大概是在那種氛圍下，我也漸漸想使用歷史題材創作小說。後來，我寫了一篇與二二八有關的短篇小說。雖然那篇短篇如今看來有很多不成熟的缺點，無論如何，當時那篇小說獲得了我一開始寫作時很少獲得的正面評價，這讓我開始認真思考以歷史題材創作小說這回事。
我其實不記得國高中時的課本是怎麼講述二二八事件了，以前我的認知是政府貪腐、物價高漲導致人民反抗，演變成全台灣的暴動，最後國民黨從中國派大軍過來鎮壓台灣人民。當時我的理解和昨天柯文哲臉書上講的228版本並沒有差多少，但對當時的我而言，這只是歷史事件，彷彿以前的三國志之類，原本我對二二八並沒有什麼切身感。而我第一篇二二八小說，便是在這種背景知識下，僅僅多看了幾遍維基百科而寫成的。後來當我對二二八的歷史背景越來越熟悉之後，我回頭看那篇小說，我發現雖然有些事我碰巧寫對了，但有更多是寫錯的。
我大學原本念的是物理系，那時我幾乎是自己摸索怎麼接觸史料的，從來沒有接受過系統性的訓練，後來因為想轉換人生跑道，去報考清大台文所，竟然意外上榜了。在那之後，我的人生轉往另一個我沒想過的方向，研究所時的修課訓練，不僅鍛鍊了我找史料、讀史料、論述的能力，我也逐漸釐清自己想創作、可以創作的方向。
在我念碩士的這幾年，我的作品產量不算太多，但與二二八的相關創作就有兩篇，而且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就時間上的前後順序來說，第一篇叫《微型黑洞》，這是一篇長篇小說，獲得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是我人生第一個獲得的全國性大型文學獎，它不僅給我補助金，更使我肯定自己的創作方向；第二篇叫〈林家人的奧德賽〉，收錄在二二八基金會去年出版的《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這一篇是非虛構作品，描述林宗義與二二八的故事，〈林家人的奧德賽〉讓我有機會參與二二八基金會的活動，而且我過去是寫小說的，非虛構寫作的寫法讓我重新反思歷史與創作之間的關係，而這故事的出版，也讓我覺得自己真的有為二二八做一些事情，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喚醒青年讀者對二二八的關注。
我其實有給今天的短講訂一個標題，叫「京都、台大到加拿大：我的二二八寫作奧德賽」，而《微型黑洞》就是京都到台大，〈林家人的奧德賽〉就是從台灣到加拿大。以下我將講一下這兩篇作品的誕生背景，以及我創作時的一些心得。
3. 《微型黑洞》
先從《微型黑洞》講起，這篇長篇小說獲得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現在叫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獲得這補助的方式是，你要寫一個創作計畫，小說、散文、詩或其他文類的創作計畫都可以，但它鼓勵類型小說為主。就小說而言，你還要附上超過5000字的試寫。我當時交上創作計畫與一萬多字的小說序章。不過，從獲得補助開始到真正寫完，我還是花了將近兩年，因為這本小說需要的史料眾多，而且我在撰寫時還得工作與寫論文，導致最後用一個非常粗糙的方式寫完這本十萬字的小說，目前還沒時間細修，投稿出版社。不過今年我碩論快寫完了，如果一切順利，希望明年的二二八前，這本小說可以順利出版，呼應明年作為二二八的75週年。
《微型黑洞》這篇小說的靈感其實來自於我研究所時修的科學史課程，這門課跟台文所無關，純粹因為我一些私人因素而修課。這門課的期末報告必須以科學史為主題，撰寫自己的研究，而作為一名清大物理系畢業的研究生，我挑選的自然是台灣物理史，而且清大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原子爐，我自然更關注台灣物理史中的早期核科學研究。
一般人並不知道，台灣早期的物理史跟遠在日本的京都大學有各種藕斷絲連的關係，更準確來說，是二戰前的京都帝國大學。在此，我會提到三名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系系友，一名日本人，一名中國人，還有一名台灣人，分別是荒勝文策、戴運軌以及陳能通。
荒勝文策是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系畢業的物理學家，畢業後留學歐洲，跟愛因斯坦、拉塞福等人研究。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開學，聘請他擔任物理講座教授，後來證明台大眼光獨到。
1932年，英國劍橋大學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台粒子加速器，粒子加速器是一種透過電壓加速帶電粒子的機器，為什麼要這樣做？主要是因為科學家想要研究原子內部，但原子太小，裡面的作用力太強，我們不可能像是用顯微鏡研究細胞一般把原子拆開來，於是科學家想到，如果用電壓加速帶電粒子撞擊原子，把原子撞散，不就能知道原子核的內部結構嗎？同時這些帶電粒子在轉彎時還會放出輻射，這些輻射可以拿來做各種研究。
荒勝文策知道英國劍橋大學製造這種劃時代的核科學研究工具後，便決定聯合台北帝國大學物理講座的助理跟學校的技工，動用講座所有可動用的經費，依照期刊上的描述，將這台加速器製造出來。他只花了兩年時間就製造出來了。要知道，當時全世界物理學界看到劍橋大學的研究後，都在搶著製造新的加速器，日本國內也不例外，結果最先造出來的，並不是手中握著豐富資源的日本內地中央科學家，而是位於邊陲殖民地的青年科學家。荒勝文策的表現被日本國內科學界看在眼裡，他很快就被母校京都帝國大學聘回去了，之後教出如昭永振一郎、湯川秀樹等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順帶一題，他回到京都時，也把台大那台加速器的核心拔走了，而繼任物理講座的教授並沒有繼續做加速器實驗，而是在山上研究宇宙射線。
台灣物理與京都帝國大學的第二個關連是戴運軌，他在1928年從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系畢業，之後回中國，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大學任教。戴運軌雖然不以研究出名，不過行政能力和教學能力都很好，他寫的物理學課本是1930年代中國全國通行的高中物理課本。戰後，他因為了解物理，又會講日文，受教育部要求來台，擔任第一屆台大物理系主任，之後中央大學在台復校時，他也擔任第一屆校長，所以如果是中央大學的校友，可能有些人會知道戴校長。
戴運軌在台大物理系時，最重要的成就是重建了荒勝文策的加速器，一切自1946年開始，他把中國那邊的事情處理好後，前來台大，之後跟技工及留在台大的日本籍教授討論後，才發現原來荒勝文策竟然造了這麼不得了的東西，於是決定要將這台加速器再次重建，缺少的零件就想辦法自己製造。
在重建過程中，他們遇到二二八事件，二二八對台大影響也很大，除了有不少學生參與，最有名的是當時在台大任教的林茂生教授失蹤，此外，在台大的日本籍師生在二二八後也陸續因為各種政治因素而被遣返回日本，不過協助加速器重建的技工與教授們例外。最後，加速器在1948年時重建完成，重新運作後，戴運軌說是當時「中國」境內首次的加速器實驗。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時，也曾特別跑去台大二號館，看那台加速器的運作。
京都大學與台灣物理相關的第三個人叫陳能通，他是台灣人。他們家是基督徒世家，1928年，陳能通同樣也在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系畢業，對，和戴運軌同一年。返台後在淡水中學校、長榮中學等學校擔任老師，不過這些教會中學在二戰時也被政府接管。戰後，長老教會收回這些教會學校的經營權，林茂生代理五間教會學校的校長，而陳能通先和林茂生搭配，擔任淡江中學教務主任。1946年，林茂生卸下淡江中學校長職位，交棒給陳能通。陳能通努力勸學，在混亂的戰後初期仍積極招生。不過，二二八時，他與林茂生一樣，被莫名帶走，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屍體。吳三連基金會的《淡水河域二二八》，便是以陳能通作為封面。
講到林茂生，可能大家就比較熟悉了，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是台灣第一名文科博士，還是少數不留學日本而是美國的知識份子。在日本時代，他可以說過得鬱鬱寡歡，而戰後他相當積極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參與社會，擔任民報社長與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有鑑於政府當時有意對台灣報業進行清算，二二八時，台灣報業人士失蹤、枉死者眾多，有不少人認為民報社長的職位是林茂生被莫名帶走、失蹤的重要原因。
我在這些史料中看到了巧合，陳能通與林茂生曾經在淡江中學擔任校長與教務主任，戴運軌與林茂生是台大的同事，他們多少有些互動記錄，比如一起開會之類的簽字；然而，戴運軌與陳能通同樣都是1928年在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他們之間認不認識？我猜測，他們是認識的，但我翻到的史料中並沒有任何他們互動的相關記載，所以我決定虛構他們的友誼，期望以這視角，重新探討戰後初期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互動。而我決定動用的另一個小說特權，則是加入科幻要素。
這科幻要素來自加速器，加速器可以製造很多東西，比如新竹的台灣光子源可以製造同步輻射光源，使研究人員得以研究蛋白質繞射結構，這可以拿來研究病毒結構或疫苗之類；歐洲的LHC加速器甚至可以製造反物質，這是丹布朗《天使與魔鬼》中的一個重要劇情環節。而還有一種說法，說LHC操作的能量很大，大到這些粒子對撞時可能會因為將大量能量集中於很小的地方，而製造出「微型黑洞」，甚至有人擔心這微型黑洞會不會變大，吞噬整個加速器，乃至於造成地球災難。基本上這件事很難發生，霍金認為黑洞會將自己的能量輻射出去，也就是所謂霍金輻射，而微型黑洞這麼小，他們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能量輻射殆盡了，根本沒有機會吞噬世界。
但科幻小說嘛，有點不合物理的幻想設定也是很正常的，我就寫下，戴運軌因為一些原因，前往日本和荒勝文策請教改進加速器功率的方法，結果改造完後，這台加速器製造出了微型黑洞，將戴運軌從1950年送回1947年二二八前夕。
假設你是戴運軌，你回到三年前，對即將發生的巨大悲劇有隱隱的瞭解，而且知道朋友陳能通就是受難者之一時，你會怎麼做？而當你告知好友陳能通有關災難的消息，因為同樣的物理系背景，他決定相信你，但也希望林茂生平安時，他又會怎麼做？
小說就這樣開始了。
4. 〈林家人的奧德賽〉，《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
《微型黑洞》寫完計畫投出的時間大約是2017年11月，2018年2月左右，前衛出版社主編鄭清鴻問我，藍士博打算執行一個寫作計畫，召集一批青年學者、文史工作者、小說家等，一起來寫二二八的故事，我有沒有興趣共同參與。
這種許多人一起針對特定歷史議題的寫作在當時很流行，代表作是《終戰那一天》。終戰那一天是台大台文所的蘇碩斌教授召集一批台文所研究者寫成，討論二戰結束那天時，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發生的故事，每週討論要書寫的內容安排及書寫方式，最後再分配給大家撰寫終戰那天的故事集合，基本上是採取非虛構寫作的方式，透過組織既有的史料來說故事，而不增加虛構要素。
那本書的成功確實成為整個二二八寫作計畫的參考方向。不過即便《終戰那一天》很成功，這個二二八寫作計畫也沒有一定要以非虛構寫作的方式執行，畢竟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使用的手法，而是二二八議題的推廣。
就題材而言，參與二二八寫作計畫的大家都滿有默契的，針對2/27查緝私煙事件，到三、四月國民黨的清鄉，如今已經有很多研究與論述，也是大眾吵架的焦點。然而，真正有在關心這些事件的人，會知道當時國民黨及軍隊造成的屠殺及知識份子有系統性的失蹤是可怕的悲劇，但更大的悲劇是人民、知識份子消失、死亡之後，倖存者們的創傷、恐懼，這恐懼撕裂了社會，使政治犯及其家屬孤立無援，也使其他人不敢對政府有不同意見。
我在《微型黑洞》中收集不少林茂生的資料，不過林茂生的悲劇已經為人所知，但要怎樣才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林茂生的失蹤？這時，我發現這些林茂生的資料，很多都是林宗義提供的，他是林茂生的兒子。我想這是個切入點，就去查他的資料，結果一查才發現林宗義大有來頭，他大學時留學東京，念精神醫學，是早期精神科的權威，對精神分裂的研究有劃時代的貢獻，而他不僅是戰後台大醫院第一屆精神科主任，更曾經擔任過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部門的主任，卸任後移居美國，之後定居於加拿大，這也是我標題中「台灣到加拿大」的意思。
林宗義曾經對世界衛生組織這麼有貢獻，結果SARS時我們被國際拋棄，武漢肺炎時我們想幫忙，中國也阻擋我們幫助世界，真的是讓人很悲痛。
回到林宗義吧，林宗義有一本傳記，叫做《A Lin Odyssey》，直接翻作中文叫做《林家人的奧德賽》，這也是這篇作品名稱的由來，可說是呼應林宗義一家從日本、台灣、瑞士、美國到加拿大的遙遠旅程。不過這本書只在美國出版，我沒機會翻過，算是撰寫這篇作品時的可惜之處。
在林茂生失蹤後，林宗義的大哥原本就體弱多病，很快就去世了；祖母也因為林茂生的失蹤而悲傷難過，最後鬱悶而終，林家在一年內死三代人。且許多林茂生的親友不敢幫助他們，使林家在社會上孤立無援，林宗義的弟弟也沒辦法再讀書下去，只能輟學工作。這是林宗義一生最大的悲痛之一。
幾年後，他們家經濟情況終於比較好轉，但林宗義女兒在學校因為老師污名化二二八而反駁，結果被老師罵到哭，林宗義害怕自己家人再次受到迫害。所以，當世界衛生組織邀請林宗義到瑞士日內瓦時，林宗義也把自己的家人都帶出國。他怕自己在恐怖的「黑名單」之中，所以有二十年不敢回來台灣。
1987年開始，鄭南榕、陳永興醫師等人開始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他們原本想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出面，但許多家屬因為過去被打壓四十年的恐懼，其實並不敢站出來講這件事。之後，陳永興特別飛去加拿大找林宗義，希望林宗義挺身而出。林宗義猶豫許久，最後不僅站出來，還成為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重要人物。作為一名精神科醫師，他也診斷、治療其他二二八家屬。這些家屬的精神疾病長達四十年無法好轉，因為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向來歧視。他們沒辦法面對自己親人在二二八中消失的痛苦，甚至不敢承認消失、死亡的人是自己家人。
林宗義原本想捐一塊地給「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用來立二二八紀念碑。那塊地是林宗義離開台灣前幾年買的，原本有蓋房子，是林家人在台灣最後幾年時少數有快樂回憶的地方之一，結果他和陳永興去看這塊地時被特務追蹤，他們之後才知道，在林宗義人在國外時，這塊地就被政府公告為公園用地。照理來說這種公告應該是要通知地主的，但當時林宗義人在國外，哪有可能收到公告？更過份的是，林家離開二十年，房子倒了也就算了，政府公告成公園用地，卻只給這塊地放在那裡，使那裡成為樹林，又到現在還不還地。
直到我在短講的這個當下，這塊地都還在政府手上。
林宗義的一生，本身就是傳奇中帶點遺憾的故事。前面說到，這個二二八寫作計畫其實並沒有限制要用非虛構的方式書寫，但最後大家之所以使用這種寫法，我想很可能是因為這些當事人的經歷中，散發著痛苦、毅力與人性的光輝。面對這樣的生命經驗，安插任何虛構都使人不安且感覺多餘。
我看完林宗義的故事後，本來想試著用虛構的方式書寫，比如把林宗義放在一個空白的房間，這房間會重新上映林宗義一生種種的關鍵時刻，而最後他領悟到一些事情，離開了房間，但這種寫法沒有讓故事比較好看，甚至更難看。最後我選擇的還是非虛構寫作，組織史料，構築新的敘事，讓故事本身最動人的地方得以被呈現出來，使人想閱讀下去，並在最後與我有同樣的感慨與憤怒。
5. 創作經驗比較與感慨
《微型黑洞》與〈林家人的奧德賽〉同樣是在史料的基礎上創作，但《微型黑洞》是小說，〈林家人的奧德賽〉是非虛構寫作，兩者面對虛構的態度截然不同。不過有一點是一樣的，這類創作都很怕被史料綁架，怕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有種在讀課本的感覺，使作品難以吸引人看下去。要如何使用史料，而不為史料所用，是這類創作最重要、但也最困難的重點。
我的作法是，要把人在那個當下的作為及心裡狀態寫出來。
《微型黑洞》故事中的時間點，大致上是1947年2月25到3月8日為主，作為一篇超過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這篇小說同時面臨史料太多與史料太少的問題。
就史料太多的部分，我必須想辦法瞭解每一天的細節。如今我記憶二二八的方式，大致上是分成幾個時間帶，2/27到2/28事件爆發；3/1-3/4大致上是動亂蔓延到全國，大家開始組織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局面逐漸取得控制；3/5-3/8左右，行政長官公署表面上應付民眾與二二八處委會要求，私底下卻請蔣介石派兵來台，而3/8後則是第一波的大屠殺。然而，每一天天氣如何，各地點發生什麼事？我即便看了大概二十幾本史料與研究，依然不敢說自己對那幾天的情況有多少把握，史料這種東西永遠都看不完。
然而，林茂生、戴運軌、陳能通在這幾天去了哪裡？除了林茂生勉強還有林宗義的口述見證以外，戴運軌毫無資料，陳能通資料也很少，這就是史料太少的問題。然而如今，他們人都走了，我不可能知道他們當時人在哪裡，做了什麼。
於是，當我重新構築《微型黑洞》中那個平行世界的二二八時，除了太多與太少的史料以外，我也親自去踏查小說筆下的各場景，如臺北的羅斯福路、二二八紀念公園，想像當時的空間感，搭配史料，重新去思考二二八前後時的臺北可能是什麼模樣，當時的人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時可能在想什麼。
時間是很殘忍的，當時發生的一切，早已不可能百分之百重新被人掌握、瞭解，創作能給的只有假設，假設我在那個時間點、那個位置，我會怎麼做？
老實說，這樣的假設是越矩的，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是他人，也永遠不可能重回那個當下。只是，為了讓同理更容易發生，這裡的同理包含作者對小說人物及那段歷史的同理，以及讀者對小說人物的同理，我認為這樣的假設是必要的。只是，我也必須讓讀者知道，這一切只是假設，虛構必須要能被指認出來，這是面對這段歷史無法避免的責任。我在《微型黑洞》中加入科幻要素，為的就是使故事與歷史現實拉開一段距離。只有當大家都意識到這篇故事是虛構的情況下，我才有辦法用史料與想像，重新構築一個新的、平行世界的二二八，就像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寫二戰美國敗戰後的世界，我才有辦法在這平行世界重新探索這事件思索其中的可能與不可避免。
透過描寫在2/25-3/8每一天在不同地方發生的事件，以及角色對事件的參與和想法，我感覺到二二八是必然發生的，或許不一定在那時間點，或許過程不一定如此，但當時台灣人對長官公署如此憤怒，以致於任何一點不義的事件都可能引發全台灣的抗議，而政府也早就鎖定地方有力人士與知識份子列成黑名單，只待時機一到，就把人殺死或帶走。這篇小說寫到越後來，我的心情就越沉重。
但〈林家人的奧德賽〉是沒辦法這樣寫的，它是非虛構寫作，我永遠都必須與筆下的林宗義保持一段距離，即便有對細節的假設，我也會寫「或許，他當時怎麼想」，且那必須是合理的推論。這種限制會減少我能想像細節的空間，但也就是在這種有限之下，非虛構的力量才會特別大——那是真實才能達成的力量。
而我在寫〈林家人的奧德賽〉時，這故事給我的感覺便與《微型黑洞》截然不同，林宗義聰明而敦厚，充滿毅力與耐心，他不只在專業領域獲得成功，他也帶領很多二二八家屬逐漸與過去的傷痛和解，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他獲得很大的成果，那給人很大的希望。
然而，他在內湖的土地還在政府手上，造成二二八這場悲劇的人，從上面下令的，到下面執行的，以及政府在這場災難後對人民財產的掠奪，這一切都還沒清算。
我大學剛開始接觸二二八時，還沒細想災難發生之後，人們如何活著，但這幾年，隨著接觸的史料越多，我的想法也越來越清晰。書寫不僅讓我知道更多二二八的事情，重新去思考在那個時空脈絡下的各方反應，同時它造成的創傷不僅止於那個當下，甚至可以說在那之後，漫長無解的創傷才正要展開。我希望自己的書寫能夠讓更多人對這件事產生興趣，進而願意去接觸更多資料，理解事件與它的後續效應。
國家暴力在過去無所不在，所以記憶這些事情才如此重要，陳芳明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的序中提到，記憶是為了不讓歷史重演。然而，許多人，包含影響力巨大的政治人物，對二二八仍然誤解甚至是曲解，而台灣民主到今天三十年，我們看似進步穩定，但看韓國瑜的崛起，中國的假訊息，緬甸的政變，都在在顯示，民主有其脆弱的一面，我們必須從過去的痛苦中，記得民主的價值，並努力捍衛它。
我也相信，台灣的民主價值不應奠基於不義的過去。這些遭受國家暴力對待的受害者，除了受害者本人，沒有人可以要他與加害者和解。直到現在，下令者是誰，執行者是誰，有些仍在五里霧中，有些即便早已知道身份，卻從未獲得懲罰。國家作為加害者，只有進行轉型正義，清算過去的不義，重新伸張真相，才有與受害者和解的可能，如此，台灣的民主價值才得以伸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