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屬哀鳴下的白鼠
一九六三年，我們施家三兄弟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已待了一年三個月，等待判決的日子，是難於用簡單的幾個字形容的，因此，一年後，我曾用十五首一輯的詩中的大部分來刻畫它！其中一首〈白鼠〉，以實驗室的白鼠，比喻我們在柵欄裡的生態，〈黑色金曜日〉，描寫禮拜五和禮拜二漆黑的凌晨，死囚從囚室被拉出來槍斃前，旁觀者、執法者、多線條、多觀點，所產生的震撼。〈金屬哀鳴〉，鐫刻獄卒手裡一大串巨大鑰匙的碰擊聲、開鎖聲，以及劃過鐵柵欄，那跳躍，奔騰如尖銳的彈頭破空擊向鐵柵欄，碎發的哀鳴，給人的恐懼和不安。這種聲音的恐怖，深沉在我的內心，久久無法消失。直到 蔣公仙逝之後，我在畫室裡為他佈置的靈堂，虔誠地禱告時，才把緊藏在我下意識裡可怕的金屬聲響，完全剝開、拋棄。雖然如此，如今，我在睡前，還要捏兩丸衛生紙塞住耳孔，以過濾、阻擋尖銳的聲響。
當你生活在一個絕對無法由你主宰的空間時，你會從逐漸學乖的體驗裡，形成某種樣品。由於人類異於其他生物，於是乎人類在多方思想、回憶，以適應生存的過程中，便自然地塑成了各種各樣的典型人格。
在我們尚未被判決的期間，已約略知道我們的命運。因為我們可以從起訴條款和當時所謂「判亂」案件採擷的多寡，來推知一、二。像我這種頂多也只判個五年的小兒科，便只好在吃了幾次猶大密告的小虧後，三緘其口，把自己砌下一層無形的厚繭和圍牆以保護自己。可是對於同樣被以二條三起訴，未被上面接納，終於以二條一項重新起訴的四弟施明德，原本沒什麼危險的，卻在改變條文後，一變而有殺身之險。這種無休無止的擔憂，分分秒秒以其有形的漩渦，把我捲進無邊無際的痛苦裡。
同是天涯淪落人
本文主角是跟我關在同一柵欄的一個外省人。我已忘記他的名字，雖然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的號碼，做為代號，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地方，因此人的名字被保留下來，這也許是我們享受到的德政之一吧！我所提到的這個人來自大陸，當他正以青年軍的身分，投筆從戎時，日本卻無條件投降了。之後，他隨軍轉進台灣，繼續保衛豎立萬丈光芒的自由火炬。也許是無親無故的孤寂，和倨傲的詩人性格，使他無法融為綠色裝大家庭的一員。以後被派到宜蘭某個中學去當教官。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隔著單調的大海，遙望那被籠罩在夕陽恐怖下的赤色大陸，因而昏了頭，有一天，他竟在台北火車站前，高唱某些口號，終以七條起訴，與我同關一牢房。
有些好事者，每見另一個生物被放進我們的籠子，總會過去撫慰同是天涯命苦者。除了偽幣製造者、走私犯、販毒犯等，能夠被調到籠外去執行雜役，以換得香菸、多吃幾塊豬肉、享受一些涼風的空間外，軍法處看守所可以說是乾淨的地方，它沒有司法看守所司空見慣的惡習陋規，這裡幾乎是人世間另一個經常發揮人類愛和人性光輝的地方。可是這也是一個磨碎高貴人格的磨石機，在這巨大的碾石機下，能不變形的，萬人之中，大約只有一、兩個。
每天吃過飯，我們在收起各人的碗筷，擦淨是散步的地板，也是吃飯的桌子、椅子，又是睡覺的床鋪，更也是讀書寫字的桌椅以後，都會不約而同地一個接一個在柵欄內，一圈又一圈地打轉。
開始參加這項打轉的生手，也即新客人，都會感到暈眩，因為這兒空間不大，兩、三面是鐵柵，一、兩面水泥牆，如果你不能把注意力移離於幾寸外的柵欄，那柵欄似乎會向你飛奔而來，迅速倒向你的身邊。這些無味已極的活動，使你深深意識到你是被參觀的實驗品，是某種生態學家、獵人和園主的傑出樣品。
這種打轉，在看守所裡，被公認是維持生命所須的重大條件：運動。可是，半坐半蹲在牆角裡邊的他，卻像一隻受驚過度的飛禽走獸，動也不動。我們只好在他身邊打轉。就像開始打轉一樣，收轉也是不約而同地，一個跟著一個逐漸離隊，由點線連成圓的圈圈崩潰了。人們在半個小時左右的溜腿中，重複了延續卑賤生命的重要課題，開始掙扎於在起訴時早已被決定的刑期宣判。
待在看守所裡的人，有十之六、七都已被起訴，十之二、三是判了刑，不敢上訴，以免惹怒命運之神，給你來個不知悛悔，怙惡不赦的結果，以靜待兩、三個月後，被分發到比較沒有肅殺、恐怖的執行單位，去接受消毒和隔離。最後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未被起訴，在等起訴的人，這種人也大約可由他自白書、其他被告不利於自己的口供、和檢察訊問筆錄，略知自己未來的起訴條文和命運。由於起訴書很快就下來，所以這種人，便相對地少。最後一種人便是不服判決上訴，由十二年，變十五年，再變無期，然後死刑的確定者。而我待了一年五個月，跟三弟同被改為五條。判處我們幾乎知道是五年的徒刑後，被扣上有生以來第一次帶上的手銬，送往台東泰原（註：應指泰源監獄？）。在我們讀過的許多文學作品裡，每每看到外國跟我們同樣的情形被判者，在押送的途中，總會有人立正、脫帽以致意的情景；我們從台北到基隆所坐的軍用交通車隊，雖然沿途戒備森嚴，也有兩列憲兵機車隊開道護送，某些唐吉訶德型的囚犯，總把兩人合扣在一起的手，阿Q式地舉向窗口，顯示給好奇群眾看，以洩幽禁一、兩年，不見外人所積壓的鬱悶。
以鐵柵敲腦袋
有一天，我們在牢房打轉過後，每人各忙各的，誰也不想去打破那沉寂。
忽然，一陣奔過木頭地板的腳步聲，和頭蓋骨撞上鐵柵欄的悶響傳了過來。我跟同房，還有對面柵欄裡的人，幾乎同時抬頭，尋找，而且馬上看到用腦袋當鼓，藉鐵柵敲鼓的他，正站在鐵柵前發楞，在他確定沒有把脖子上的鼓給敲破以後，頗為懊惱似地，雙手緊緊抓住鐵柵，像拉單槓，又像鬥牛場的牛猛烈地撞了起來。
這種不是開玩笑的行為，已大大地違反了他一向大不為的常態。於是乎，他旁邊的人，和全柵欄的人幾乎同時地把他拉離鐵柵欄，我看到本來面向鐡柵欄，無法看到的表情，那是我這一生很難忘記的一張臉。從光頭流下的血，爬滿整佪臉龐，人靜靜地笑著，兩顆牙尖破裂而被擠成內V型的門牙，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使我聯想到，這些牙齒很有可能，也像他正在奔流著血的頭頂，是在夜深人靜時，沒咬斷鐵柵而斷裂的。
當他被看守我們的班長帶出去塗了紅藥水，再送進來後，他又恢復了那目不斜視、寧靜已極的痴呆狀態。
有些人挪過去勸慰他，得到的反應，一如我們看到他以來唯一的表情：一尊泥萻薩。
於是那些好事者，好像在敲了門沒得到回音之後，對他有了種種猜測。其中比較令我無法贊同的是說他在學孫臏，裝瘋賣傻，以換取改變條文，判他無罪，或者判了無罪，送他去政治犯的天堂——土城的生教所。過那沒有鐵柵欄，也不鎖門，可以打球，也可以帶著妻子、女友一塊兒上廁所排泄的日子。
可是，我總覺得這個人，像極了文學名著裡的悲劇人物。
我注意到他在接到起訴書後，一直沒有打開過。他幾乎是我所看到過的犯人中，東西最少的。沒有筆、沒有紙，沒有顯示他坐牢以前帶在身上的任何東西。他正像每個沒有親人接濟的人那樣，除了所裡分給他的一雙筷、一個鋁碗、一支湯匙、一條毯子，一套藍色囚衣（冬天，可以寫報告多要一條。但是他沒有寫過字，所以……）之外，只多了一套綠色內衣褲。因為他本來是個軍官，所以我無法肯定穿在他身上的內衣褲，，是不是從象徵著有限自由的外面穿進來的。
雖然我們房裡正像其他房裡那樣，總會有人買紙、筆和其他用品，甚至於把親友送來的水果、菜餚分給沒有親友的「同學」（我們都慣於使用這種稱謂來互稱）共享。但是，他好像從來沒有跟我們共享過，因此，好像連答辯書，也是我們同房裡的一個老先生替他寫的。這位老先生可能是從他的起訴書裡發現這個小同鄉，並在三問三不響後，基於同情心，根據起訴書草擬了一份答辯狀，並在他沒有答應，也沒有反對的情形下，送了出去。
因此，我把這個人列入絕望已極的人，應該不會太過分。
他很快被判了七年。七年在當時的行情，幾乎是僅次於五年的最低刑期（知情不報，不在此限）。正像我與三弟，和其他大多數的人那樣，不服上訴的有效期間，十天很快就過了。
這個對我來講仍然是沒有名字的他，以不同於一般人的方式，塑造了另一個生存的苦難典型。追溯其源，我乃豁然發現那是一種淒美已極的苦難之火。
他，這個用「不為」來追求「有為」的苦難同胞，雖然生活在我們身邊，卻以其「不為」隱遁其形象，使我們完全漠視其存在。
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他的肚子像氣球般愈脹愈大，他的小同鄉，那位乾瘦的老先生，嘴上喊著：班長、班長。一邊過去把開足水龍頭，猛灌自來水的他脫離水槽，一邊指著撒滿碎饅頭屑的地板說：
「報告班長，他剛吃下十幾個饅頭。」
「鬼叫什麼！？慢慢講。他怎麼會有十幾個饅頭？」班長隔著鐵柵欄問道。
「他把每天早上的饅頭，藏在他的帆布袋裡，這幾天他緊抱著它。」
這個開頭用鐵柵欄擊頭，沒自殺成的人，竟會想到用發霉變硬的十幾個饅頭和不知幾加侖的水，來結束一條卑微的生命。可是保護我們如此嚴密的獄政，卻救活了根本拒絕活下來的他。此後，他被關到別的房間，並跟我們一塊兒被遣送到台灣的東南方，台東的泰原。
台東泰原的一群
這個以「不為」成就「有為」的人，好樣在沒脹破肚子之後，稍稍正常過一陣子。聽說，他也寫過好些白話詩，不過由於跟我提起他的人，根本不關心白話詩，所以我無法知道他到底寫過些什麼，要不然他的詩裡，應該可以發現他的苦悶，並進而替他做做心理分析什麼的，以拯救這個作賤自己、粉碎自己，幾乎達到極度自虐狂的人。
在炎熱的台東泰原，我們住在一個頗具清涼詩意的清溪山莊。我與三弟、四弟在那裡度過了充滿悶熱陽光的三年多時間，早飯前和午睡後的半小時散步，使我們的生活竟也成為詩樣的記憶，閃耀在出獄後，東闖西奔，急欲重振被撕破的家園，而遲遲不可得的落魄時期。
他在泰原曾經穩定過一陣子，有時他也在放封時，跟著「仁監」二、三百個同學，繞牢房（全山莊分為仁、義兩個監獄。山莊蓋在斷崖之頂，佔地十幾甲，頗像一座山堡。）在高牆邊的長形方場，兜著圈，畫起圓。為了安全，我龜縮在我孤獨的硬殼裡。散步時，我絕少跟人結伴同行，以免被虎視眈眈的監獄，留下結群成黨的壞印象，也為同一個理由，我曾擺脫過他跑過來，跟我談詩的雅興。因為我怕背上黑鍋，怕被上面誤會我跟他的談話內容影響他在散步時高唱反動的口號。
就這樣，我失去了解他的機會。往後，他就在喊口號、關禁閉、用水泥磚撞擊他那傷痕斑駁的光頭頂的日子裡度過。
就像蠟燭即將燃盡那樣，一匹壯年的困獸，在無眠無日地揮霍他有限精力下，終於變成疲憊、無力、失神和虛腫。許久，他從我們的視界消失了。
仁慈的監獄官，派了一個癩痢的外役日夜照顧他，為了便於關顧這個糟蹋自己如此猛烈的苦命人，他們一齊被安置在兩坪大小的房間裡與監獄官室只隔著一條通道。
從此我再也看不到他，雖然放封時，全監的同學都會經過他的小房間，但是好像沒有人注意過他。我也自覺身處是非之地，應該潔身自好，明哲保身，於是我乃埋頭創造詩、畫、小說、電影分鏡頭腳本和翻譯，並完成施明正推拿術。
回憶面壁五年的生活歷程，我覺得頭一、二年和最後一年的日子，最為緩慢而痛苦，第三和第四個年頭，由於習慣了，刻板的日子便機械式地飛馳而去。
就在這麼缺少變化而寧靜的日子裡，牢房的通道口，起了一陣罕有的騷動。開頭，我們都想不到是他製造的騷亂，因為自從他由我們的視界消失後，已有好長一段時間，全監獄聽不到他的騷動和消息。由送早餐的外役耳語中，我知道，他成功了。他死了。
他的死，怎麼能算是成功？可是自我看到他以來，他的行為，好像都集中在尋找死路上；不斷地試、力行，而終於完成他的弘願。也許死的魅力，一直深深地誘惑著他；可是我不了解，要找死，不是應該留在監獄外？在那裡，你要怎麼死，不是頂容易的？然後，我又想到我們中國人，是一個絕不流行自殺的民族。因此，他的尋死，說不定是在喊了不應該喊的口號之後，落了網，才慢慢形成的。或者他的死，也是三島由紀夫式的一種行動美學之追求；他死於三島由紀夫之前好幾年，因此不能說是他模仿了三島由紀夫。寫到這裡，我深切地後悔沒有跟他做過任何溝通，以了解他尋死的原意，和他對詩、對人生、對人類、對世界，究竟有過怎樣的看法。何況被他垂顧的，僅有寫詩的我而已。
聽說，他的死法，非常離奇，他在癩痢頭起床外出洗臉刷牙時，脫掉沒褲帶的藍色囚褲，用褲管套在磨子上，結在常人肚臍那麼高的鐵門把手中，如蹲如坐，雙腿伸直，屁股離地幾寸，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
——原載於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台灣文藝》第七十期
